受我市2020年12月15日突发疫情影响，6个冷藏集装箱的太平洋真鳕鱼从韩国釜山港运抵大连港后，无法按时交付，货主和船公司之间围绕超期使用集装箱产生的滞箱费发生争议。为避免损失持续扩大，货主方提交申请后，大连海事法院签发了海事强制令。3月11日，货主持强制令与船公司对接提货，争议得到了阶段性解决，也为之后双方回归正常商业对话，并最终务实解决争议提供了法律保障。

 近日，记者从该案货主方诉讼委托代理人、北京市京师（大连）律师事务所于洲律师处获悉，11月25日，经大连海事法院主持调解，双方已自愿达成协议，并签署了民事调解书。作为最终解决方案，调解书生效5个工作日内，货主须按照协议金额向船公司支付滞箱费。此时距3月11日海事强制令签发过去了259天。于洲认为，大连海事法院对该案的审理遵循了“迅缓有度，令调结合”的原则——23小时完成海事强制令的审查、做出和送达，谓之“迅”；耐心细致地进行调解，给双方留出充足时间协商，没有快速下判，谓之“缓”。一迅一缓之间强调的是“令”的强制性和“调”的自愿性。

后疫情时代，作为我国重要的冷鲜货物进口口岸，大连各口岸单位严格检验检疫及监管措施，延长进口冻品放行时间或将成为常态。据统计，今年3月以来，大连海事法院发出23份海事强制令，此后相当一部分争议通过协商解决了，“真正走到诉讼程序的是少数。”大连海事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武寒霜表示。

疫情发生后 船货双方面临滞箱费争议

今年3月，海事强制令发出之后，陆续有企业到大连海事法院就滞箱费争议提起诉讼，总计达17件。截至目前，有9件通过调解结案，8件仍未达成一致。大连海事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武寒霜介绍，17件诉讼案中有申请海事强制令的，“也有未申请强制令就支付了滞箱费的，这时希望通过诉讼把滞箱费追一部分回来。”

据不完全统计，去年12月15日我市出现疫情后，大连口岸延迟交付的冷藏集装箱一度超过2000个，船公司主张货主应为超期使用集装箱付费，而部分货主则坚持疫情突发构成不可抗力，船公司不宜再要求滞箱费。后疫情时代，全球集装箱运输市场一“箱”难求，每一个被占用、不能流转的“滞箱”背后可能都存在上万美元的运费需求；而“滞箱费”每天在涨，货主还要担心冷冻品会不会腐败变质。武寒霜认为，疫情突发是船货双方都没有预想到的，造成的损失自然不应由任何一方单独承担。而海事强制令只是暂时止损的手段，双方还是要通过协商解决争议。

货主提前申请折扣 有利于化解纠纷

遇到此类纠纷，武寒霜建议，货主最好非常直接、明确地向船公司申请一个折扣。而在此类案件的审理中，一些央企、国企船公司表现得非常有担当，态度积极主动，希望把矛盾和纠纷化解在前面，折扣双方好商量。因此，虽然法院在向船公司送达海事强制令时，会提前就来龙去脉做沟通，也会说明绝不损害船方权益，但是，货主“都没来跟我商量一下折扣，就直接通过强力手段强迫我交货”的做法，仍然会让船公司非常恼火，并给双方后期商谈带来困难。

在签发海事强制令之前，一旦发现货主和船公司没有直接沟通，大连海事法院就会要求货主必须先向船公司申请折扣，双方谈不拢再发强制令，船公司有了心理准备，自然利于执行。另外，货主申请海事强制令是需要缴纳押金的，货值越高，押金也越高；调解时间长了，财务成本也水涨船高。而大连不是总部所在地，船公司收到申请后还要层层上报，因此，直接、明确地申请折扣，尽早和船公司取得沟通，可以说是最高效的解决方案。

折扣标准无法统一 自行调解更高效

事实上，不同船公司的折扣政策和执行力度不同，降低滞箱费的方式也不一样。有的直接打折，有的延长免滞箱费的时间，“货主用业内通行的方法计算后，就能够判断这个折扣是不是合理。”对于货主来说，当然希望折扣越高越好，相互攀比，希望少交一点。但武寒霜表示，此类案件大部分都会以调解结案，法院没有办法就个案出一个示范性的判决，统一所有的折扣标准，毕竟同类案件的情况也各有不同。所以，船货双方自行达成调解就快一些，不然法院就要不停地做工作，直到双方调解达成。

武寒霜后来了解到，在签发第一份海事强制令之前，已接近“12·15”疫情进口冻品压港的尾声，“之前的2000多个箱子只剩下几十、几百个，大部分冻品货主都付完滞箱费提走了。”接受记者采访当天，武寒霜接到一家航运企业的电话：“这波疫情如果要发强制令，一定让我们先沟通一下。”对于大连这些大型航运企业，尤其是上市公司，无论接到海事强制令，还是被卷入诉讼，都是他们不愿意面对的。